无意中发现你和我一样，默默地把天空凝望。
多年后整理房间，我在中学的旧笔记本上翻到这句话，觉得自己矫情得厉害。
这是十四岁时写下的一句歌词，配乐是”ScarboroughFair”。当时初二，刚学了这首歌，小二班一群十四五岁的人心潮澎湃，哄闹着要组建一支乐队。热乎劲儿过了，真正报名队伍稀稀拉拉不成样子。最后确定的阵容是：主唱洁儿、吉他彭、和声L、架子鼓老涛、填词我。
大家最开心的是讨论乐队的名字，选来选去，想到了“塔西佗”。印象中是L脑洞大开，他的逻辑是：我们是外语校，而塔西佗写了《日耳曼尼亚志》，这本秉笔历史的书，象征着外面的真实世界。我们似懂非懂，拍手叫好，觉得越神秘越带劲。
确定的第一首歌，就是”ScarboroughFair”。彭让我填词：“要通俗易懂，适合传唱。“我慎重地接过任务，忙碌起来。
无意中发现你和我一样，默默地把天空凝望
似水流年的美好时光，学会用微笑面对惆怅……
歌词填好了，乐队却没有练起来。我们只是按理想中的乐队分好了工，却全然不顾，我们只有吉他，没有架子鼓。
一
我们的中学在红雨坡上。封闭住校，教室寝室食堂三点一线，清汤挂面，没有适合的排练时间和场地。虽然传说中彭和L的吉他很了得，但我也只是零星地听过几个片段。
彭是学校广播站的负责人，每天清晨，我们都被“当当当挡，当当当挡”的广播音乐叫醒，在贝多芬的命运敲门声中棒喝苏醒，可见彭的品味不俗。他住广播站的福利之一，就是不用受熄灯铃的控制，有很多属于自己的夜晚。
他也是我的结拜哥哥。初一时，徘徊在中下游的几个同志惺惺相惜，老彭、老涛和老罗拉了小筝与我结拜了五人帮。为什么是我们五个，他们怎么从我木讷的外表下挖掘发现一颗奔放的灵魂，我现在都没有机会详细前情回顾。除了去后山坡吹风结拜，我对五兄妹的其他集体活动没有太多印象。
彭在广播室招待各路朋友。
一天，他问我：“舒舒，你来不来广播室听歌？”
“可以呀，好久呢？”我欣然接受邀请。
“就今天下午放了学吧。你可以把洁儿喊到一起。”彭随口带一句。
我和洁儿按时赴约。彭把贝多芬放起来，用不锈钢小水杯在电磁炉上烧水，给我们喝他攒的咖啡。在小女生眼中，可以拥有一个自己的房间，除了需要记得放放广播，其他都很完美：没有生活老师，没有互相翻白眼的室友，可以不用管熄灯铃，读书想看到几点就是几点，简直就是自由的天堂。
彭在我们喝水聊天的时候，拨弄着吉他，弹着时断时续的《献给爱丽丝》。直到现在，我依然觉得，吉他是魅力少男必练的撩妹神器。
十几岁的孩子，懵懂的心事永远是绕来绕去自我迷失的秘境花园。简而言之，就是情窦初开的年纪，自己和自己憧憬的假想友谈了N场沉默的爱情。
慢慢地，彭不时让我给洁儿传纸条。一边是我的结拜哥哥，一边是我的好朋友，我很起劲地两边传话。洁儿终于接受了彭的深情。
我很久才明白，彭说“你可以把洁儿喊到一起”的画外音：一定要把洁儿喊到，至于是否“你一起”，其实并不重要。哈哈哈，迷糊的灯泡总是快乐地发光。
但中途杀出个L。说实话，L真的丑，他的外号就是“外星”。他从初二留级下来，其貌不扬，还留级，第一印象就是敬而远之。但他丑得酷酷的，穿着肥大的吊裆裤，一股痞里痞气的帅劲儿，让中规中矩的男生们显得太稚嫩。洁儿慢慢喜欢其貌不扬、我行我素的L。他们什么时候正式开始或结束，都没有明确的时间节点。甚至可能没有正式的表白或告别，毫无仪式感，大家都似懂非懂，只好无所谓。一切都是顺其自然。青春就像漫延的溪水，流连往返，但水波还是会推着涟漪继续向前、向前，渐渐浸润整片草原。
从中学入校起，洁儿和我就在对方的好友序列里。虽然在不同的城市读大学，并不妨碍我们假期小聚，延续友谊。大学毕业后，我们生活在不同的城市。她在日新月异的振城，全力以赴地做商界女强人，每天与报表数字、KPI考核、指标盈利、人事财务积极斗智斗勇。我在以悠闲安逸闻名的丼城，上班打卡、喝茶看书，过着迹简意淡的生活。截然不同的轨迹，并不影响我们偶尔交流心事，虽然有的观点彼此有所保留。洁儿认为婚前只有一个从一而终的男友，简直是没有绽放的人生。我却简单认为：对的人恰好在一起就是幸运，不想把经历过的趣事重复讲给不同的人听。我担心自己表面上说得眉飞色舞，心底却因为眼前物是人非，而渐渐淡凉下来。好就好在，我们不会强迫朋友接受自己的观点，合则畅所欲言，不合则转移话题。
四季和柳萌也拍手赞同洁儿的观点。我只好自我定义为异类。
“你们不觉得是缺乏创造力的人，只好把情感诱惑视为挑战，才能展示魅力、热衷于外遇吗？”我打击她们，“本质上是能力不足嘛。”
“我们喜欢绯闻！”她们对心如古井的我嗤之以鼻。
我们组成了“四大天后”，成为彼此无害的闺蜜。为了自己给自己鼓劲，后来又演变为虚张声势的“四大硬核天后”。当年天后们在宿舍卧谈会里脱颖而出，互相渗透了太多三观基调。我们白天忙着聚精会神应付功课，晚上就天马行空描绘明天。
那时我们的理想也很老实朴拙。我的想法简单，上班要坐办公室。不是大众化的当老师、医生、公务员，而是：坐——办——公——室。或许那时我已经无意识地察觉到，其实职业只是术业有专攻，工作场景才是性质的区别。坐在办公室里，是写文章，还是敲打算盘，我都不计较。洁儿有个当导游的哥哥，那时做外语导游收入丰厚，她也想着做导游，可以游山玩水就把钱挣了。四季想着安居乐业就好，柳萌一直是班干部，我们封她当官。
全都是踏实的孩子，一点都没有胸怀大志。我们都没有实现理想，直接颠覆了它：我在旅游公司，在办公室看文件与外出看项目中间切换；洁儿做了总经理；四季做了大学教师；柳萌做了合伙人律师。长大成人的过程中，才发现原来生活中有好多事情可以努力尝试，条条大路通罗马，没有那么多非此即彼的选择。
当然，这只是表面的繁盛热闹，私下里还是太多欲言又止的烦恼在日积月累地侵蚀着。但是会享受也肯吃苦，这不就是成年门槛的通行证么？我们四个可以结盟无话不谈的根源在于：骨子里的果敢。
塔西佗乐队无疾而终，我就想当然把这名字给了心爱的小二班。在我心里，塔西佗就是透过我散光的近视眼，看到的小二班的真实，这个名字让我们的青葱岁月顿时呈现出死浪漫的柔情脉脉。
一想到我们的红雨坡，我就想起食堂外的黑板报上画了缥缈薄烟中的花朵，题词是：夏日的最后一朵玫瑰。多年后，才听到这首歌，而那些一起在食堂含着勺子等小炒的伙伴们，早已散落天涯。
我也拿不准，现在是否是写塔西佗最好的时候。大家才刚刚人到中年，很多事都没有就此戛然而止，是否来日方长后会有期，谁也说不定。但如果不再动笔写下来，太多细节会遗忘。对每个人而言，个人的历史总是随心所欲的。所以在一个雾霾沉沉的下午，我决定开写。管它呢，先写下来再说吧。所有的当事人不一定会读到。
就像我当年写了那首歌，他们没有一个要唱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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