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台湾的小众乐队的集体走红，突破了小众圈层的狂欢。成熟产业支持下的精良作品、消费升级的潜力市场以及嗅觉敏锐的中介推手，共同让曾经在主流之外的台湾小众乐队击中了内地新世代听众。
记者
王一越
编辑
张云亭
开播不久的《乐队的夏天》掀起了一波小众乐队文化的回潮。自年代以来，大部分小众乐队逐渐转为地下。但如果你是一位乐迷，也许已经在近年频繁演出的台湾乐队身上察觉到了这股乐队文化重新回到大众的风潮。
在刚刚过去的五月，草东没有派对、落日飞车、decajoins等几支中国台湾的小众乐队在各大音乐节的名单中排列组合，马不停蹄地赶赴内地各地演出。据统计，整个年，共有约80组海峡对岸的原创音乐人来到内地演出，在livehouse举办巡演的共有69组，乐队占大多数。其中，大部分乐队创下了场场售罄的记录。
有趣的是，相对于较早几年的小众乐队，这一批乐队的集体走红，突破了小众的狂欢。这种现象从年延续至今，台湾年轻乐队傻子与白痴主唱蔡维泽于年拿下选秀节目《明日之子》的最强厂牌，为他所在的乐队带来了未曾预想到的流量。《浪子回头》在抖音创下上亿播放量，年初没有卖完票的茄子蛋，到了年末却惊讶地发现场场爆满。
蔡维泽所在的乐团傻子与白痴。
在台湾称为乐团的形态，内地更习惯叫做乐队。概括来说，现代乐队是由器乐演奏者们集体创作、集体录音、集体表演的团队，由人声、吉他、贝斯、架子鼓、键盘等乐器自由搭配组合。在什么都可以数字化的当代，亲力亲为的演奏带有一丝倔强的古典意味。
真实、个性的自我表达，是乐队更为重要、也更为迷人的特质——生来就是主动输出大于被动迎合，这一特质贯穿于乐队创作、编曲、录音到演出等一系列表现形式。正因如此，乐队往往徘徊于大型唱片公司的商业运作之外，或是选择签约独立厂牌，或是成立小工作室自给自足。至于音乐本身，则长期在小众圈层内流传。
几乎就在内地制造出让整个娱乐产业疯狂的流量偶像的这些年月里，曾经占领了整个中国主流流行音乐的台湾音乐产业却走了一条不一样的道路，他们敏锐地用成熟的产业去支持小众乐队的生产和运作、去获取消费升级的潜力市场以及成为嗅觉敏锐的中介推手，共同让曾经在主流之外的台湾乐队击中了内地的新世代听众。
乐队的产业
台湾的乐队历史，大约可追溯至年代中叶民歌运动时期出现的合唱团。一场以“唱自己的歌”为口号的音乐革命产生了难以估量的影响。在民歌运动中日益完善的唱片公司，以及在此期间磨炼成长的音乐人们，日后成为了台湾音乐产业的中流砥柱。
从企划、创作、包装到行销，台湾音乐产业形成了完整的产业链，培养出众多专业能力过硬的人才。在音乐产业的支持下，细分音乐市场衍生出各自的空间。滚石唱片旗下子厂牌魔岩唱片，就曾发掘出伍佰、杨乃文等气质独特的音乐人。而以水晶唱片为首的独立厂牌则专注于发行地下音乐人的专辑。
不仅如此，台湾音乐也拥有来自当地有关部门的补助。乐评人马世芳就曾谈到：“香港、内地的音乐人都羡慕死台湾了。办音乐活动、出唱片，政府还有补助”。他指的是台湾文化事物主管部门针对创作乐队的补助——金额从20万到80万新台币不等，涵盖作品录制、出海演出等方面。即使“供养”是否合理仍然存在争议，这笔实报实销的津贴无疑是初创乐队的一笔成长基金。
而大众影响力最为广泛的金曲奖作为产业推手，除了在奖项中加设“最佳乐队奖”之外，还从年起另设“金音奖”，以肯定摇滚、爵士、电子等细分音乐流派的原创作品。所谓主流与否的界限在台湾已渐模糊，各流派皆有自己的声势。
在下游，各地的音乐现场（livehouse）和音乐祭（内地所说的“音乐节”）提供了层层进阶的展演空间。除了春天呐喊、野台开唱、贡寮海洋三大音乐祭之外，地方也有自己的音乐祭。台湾乐队晨曦光廊的经纪人俞邵华说：“通常会请本地乐队，不会有主流音乐人参加拼盘。”名噪一时的蚵寮渔村小摇滚，便是由蚵仔寮渔港的当地居民自发举办。
成立于年的红蚂蚁乐队可以说是真正意义上的第一支台湾乐队，他们不再局限于翻唱欧美作品，而是自主创作台语摇滚乐。自国民党当局开放“报禁”后，以浊水溪公社、董事长乐队为代表的中生代乐队逐渐将乐队文化推上高峰，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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